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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近一次参观宝鸡青铜器博物馆，是去年秋天的一个下午，我徘徊在毛公鼎的复制件跟前时，耳边飘过不知谁的手机铃声——是《冬季到台北来看雨》这首歌。我听到后想：如果有机会冬季去台北，我最想看的应该是被称为晚清四大发现之一、海内三大名鼎之一的毛公鼎。且不说它在金石学、文字学、书法史、政治史、冶金史上都具有空前意义，仅仅是它被论证为鼎身出现了有着“税收”意涵的“赋”字，就足可将有文字记载的税收历史，上溯到二千九百多年前的西周晚期。
从当年蒋家父子匆匆离开大陆时，依然把毛公鼎打包运往台湾的这一历史选择，也足可见得其海内重器的“身价”。而在今天被称作“青铜器之乡”的宝鸡市周原，当缺席的毛公鼎仍然以“替身”的形象出现，用以告知大众它的出土地和所附带的历史知识，更是佐证了它在青铜器中的历史地位。拥有诸多知名青铜器的周原，文物资源丰富，但在我看来，其中最具影响力和震撼力的那只已经离开了它的出土地，总还是一件略显感伤的事。于是，参观过青铜器博物馆的我，不由就会萌生“问鼎”之心。
如果郭沫若的考证没有什么错误的话，毛公鼎便是周厉王被“国人暴动”颠覆了政权，实现了十几年“共和”后，周宣王执政励精图治的物证。高53.8厘米、腹深27.2厘米、口径47.9厘米、重34.7公斤、内壁铸有铭文32行、499字的这件礼器，是我国迄今出土的青铜器中铭文最长的一件，其内容就是周宣王告诫并赏赐大臣毛公的册名辞。册名共分五段：其一，此时局势不宁，铭文中谓“四方大纵不静”；其二，周王命毛公治理邦家内外；其三，给毛公予宣示王命之专权；其四，告诫与勉励；其五，赏赐与褒扬。第二段至第四段中，连续有多个强烈的祈使句，更透露出当时情势的急迫和对毛公临危受命的期待。就是在这些严肃、严谨甚至严厉的王命中，不可横征暴敛、壅塞民意的告诫呼之欲出。其具体表达是：“专命专政，执小大楚赋，无唯正闻，引其唯王智，廼唯是丧我国。”意思是说：“对外发布政令，征发各种徭役赋税，不管对错，都说是王的英明，那是会导致亡国的！”如此看来，宣王吸取了他父亲滥行征用、与民争利的教训，开始谋求一种审慎的亲民之道。
王国维的深入考证，则将铭文中的“楚赋”解读为布缕、粟米、力役之征。他的论证过程也很有趣：《多方》有云“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，尔罔不克臬”。胥伯，《尚书大传》作胥赋。案毛公鼎云“执小大楚赋”。楚、胥皆以疋为声，是《大传》作胥赋为长，而小大多正，当亦指布缕粟米力役诸征。后来，又有人从“楚”的根义上对王国维的判断进行了加固。于是，这本来还有着很大争议的五个字，越来越被人们认同为税收之事。何况，以税收解读楚赋，语感上也相对顺畅。如此而论，毛公鼎中对楚赋的诫示，也便成为启动“宣王中兴”的睿智一环。
正因为毛公鼎铭文构成了一篇真实的史料，其文献价值不亚于《尚书》，则“赋”现于金文，比之于“入”现于甲骨、“征”现于“鄂君启节”，更有具体而明确的税收史意味。税收之事的紧要和庄严见诸毛公鼎这样的西周重器之上，它甫一出现，就昭示了税收攸关国家气运、税收攸关政治成败、税收攸关君民关系、税收攸关国计民生的义理。
当现代税收理论与实践已经逐渐超脱财政性、经济性、技术性的初发状态，向着更具生态性、伦理性、民主性的宪政思维迈进，毛公鼎便更值得被关注。它向世人启示着：税收之事早在它刚刚纳入规制状态时，就已经在一些有识之士那里，注入了人道的期望。
循了这样的思维，我愿意视毛公鼎为税收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。我也因此期盼着，在一个有雨的冬季，专程到台北去谒见那只鼎。
（作者单位：国家税务总局河北省税务局科研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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