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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，彻底粉碎了日本军国主义殖民奴役中国的图谋，重新确立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，开辟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，形成了伟大的抗战精神。在这场关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伟大斗争中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“税收工作受到各级党政领导部门的重视，逐步走向正轨”，为根据地发展和抗战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，并为后来解放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奠定了坚实基础。
从1931年的“九一八”之夜，到1937年的“七七事变”，再到1945年9月2日日本代表在无条件投降书上签字，在中国漫长的抗日战争期间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深入敌后，在敌占区发动群众、发展生产、建立政权，税收从无到有、逐渐完善，其作用也越来越重要。
挺进敌后 解民倒悬
“七七事变”的第二天，中共中央就发布了《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》，号召全国军民“团结起来，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，抵抗日寇的侵略……驱逐日寇出中国”。8月25日，中共洛川会议通过了《抗日救国十大纲领》，决定了“在敌人后方，放手发动群众，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，开辟敌后战场，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”。
随后，八路军开赴华北前线，逐步创建了晋察冀、晋冀豫、冀鲁豫、晋绥、山东抗日根据地；陕甘宁特区政府改名为陕甘宁边区政府，成为全国抗战的指导中心、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总后方；新四军挺进华中敌后，创建了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；在华南的东江纵队创建了东江抗日根据地；在海南的琼崖纵队创立了琼崖抗日根据地。
人民军队进入敌占区，除了面临敌伪的进攻，还要面对残破的局面和凋敝的民生。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，广大国土丧失，敌后社会秩序极为混乱，日寇烧杀淫掠，汉奸应劫而生，土匪猖獗。各种势力各据一方，遍设关卡，横征暴敛，民不聊生。
以当时的盐阜地区为例，“一般群众除缴纳正税以外，还有所谓婴儿出生费、人头税、红白喜事税、长官烟酒费、军人慰劳费、兵役捐、行政保甲人员补贴费、保安费、自卫团队费、打更费、照明费、花捐（向妓院征收之捐税)、壮丁税、夫役捐、枪支弹药捐等”。这种情况在敌占区普遍存在，山西的群众愤慨地将其称为“千捐万税”。
人民军队所到之处，立即宣布废除这些名目繁多的掠夺性苛捐杂税。
淮北边区参议会上的一份报告很有代表性：“抗战以前，江苏、安徽两省原有苛捐杂税四十多种，抗日民主政权建立后，完全取消了。”
鄂豫边区人民的负担“比敌占区人民少80%以上，边区人民的抗战捐税主要是田赋税，苛杂没有”。
由于根据地税收不重，负担合理，进一步激发了各阶层人民的抗战热情。曾在琼崖根据地工作的李大勋回忆，根据地人民积极支持，冒着生命危险帮助征税、护税，“澄迈县旧市乡商民王恩茂，不但自觉缴税给乡民主政府，而且帮助我们向其他商民代收行商税，还悄悄为我们政府、部队做好事，从海口买回不少药品、文具和生活日用品。”征收员万小梅、许益旧说，儋县白马井镇商人陈庄记“始终如一地积极纳税，我政府规定他每月纳税五十元光洋，他很乐意接受，并按期自觉缴纳”。
自力更生 坚持抗战
人民武装在敌后浴血奋战，却面临越来越严重的经费、后勤困难。
陈毅说：“本军待遇，全军经费仅8万元，以后屡经要求，仅增加每月13.5万元。全国抗战军队，所受虐待无如本军者。今视全国抗战友军，每军不过万余人，其人数较本军为少，而每月经费常在20万至30万不等。本军以10万之众，月仅13.5万元。每人按月不过仅得1.3元而已，其欲置本军于冻馁死地，盖昭然若揭矣。”
即使为数不多来自民国政府的经费，在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一次次反共高潮后也日渐萎缩，“皖南事变”后终至断绝。面临绝境的中国共产党人只能自力更生，在发展生产的同时，合理、稳定、有效的税收是解开困局的重要手段，成为党内共识。
财政遇到困难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委员会决定：从1940年1月起，增加税收而供抗战经费，建立健全税收制度；同年8月13日，中共中央北方局规定，全边区“实行有免征点和累进最高率的统一累进税”；华中各抗日根据地，自1940年以后陆续建立税收制度；山东、琼崖、晋绥等抗日根据地，也按照各自情况分别制订税种、税率，开展税收工作。
这个时期的税收工作，不仅增加了财政收入，保护了边区经济发展，而且为根据地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，最终获得抗战胜利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。
有关资料显示：晋察冀边区1941年统一累进税的实行中，基本上实现了中共中央规定的健全人口80%负担面的要求，“根据二十五个县的统计，纳税人口占总人口80.09%”，“根据三个县六个村，每一阶层六户代表村的调查，从负担总额对总收入来看，经营地主占17.04%，中农占9.76%，贫农占3.79%，这显然是贯彻了有钱出钱，钱多多出，钱少少出，兼顾各阶层人民利益的精神”。
华中抗日根据地在一份总结中谈到，税收的主要作用表现在：
第一是保证供给。各战略区的军政费用，除公粮、田赋外，都来自工商各税收入。如1944年苏皖边区的淮南、淮北、苏中、苏北四个根据地的财政总收入是抗币47.48亿元，其中工商税收入20.09元，占财政总收入的44.07%，已居举足轻重的地位。
第二是有效地同敌人进行经济斗争。对进出口货物实行奖、限政策，分别采取禁止进出口、免税进出口和征税进出口等多种方式，粉碎了敌人的经济封锁和经济侵略。
第三是维护和促进根据地生产的发展，繁荣市场贸易。民主政府除对外管制外，对内实行贸易自由，并通过贷款和减免税等措施，促进了生产发展，繁荣了市场经济，相应改善了人民生活。
税收工作最直接的作用就是支援抗日前线，帮助人民军队狠狠打击了侵略者。
1940年，八路军发动的百团大战让日军损失惨重，被日本华北方面军称为“挖心战”，并将每年8月20日定为“挖心战”纪念日。战后日本编写的战史记载：“中共游击战是一场不分昼夜、连续不断、永无休止的战争”，是使日军“深陷泥潭里的浴血战争”。
据《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史》记载：八路军、新四军、东北抗联、华南游击队共对日伪军作战125165次，毙伤日军520463人、伪军490130人，俘虏日军6213人、伪军512933人，日军投诚746人、伪军反正183632人。
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，抗击了60%以上的侵华日军和95%的伪军，解放并创立了面积达100多万平方公里，人口近2亿的敌后抗日根据地。
强基建制 继往开来
空前规模、空前惨烈的战争，严峻的斗争形势，让共产党人深切地认识到税收工作的重要，也更深刻地理解了政权和税收的关系。
刘少奇讲到，“在游击战的环境中要建立有秩序的经常的捐税制是不可能的。只有在已经建立起政权与秩序的根据地中，才能征收若干经常的捐税。”“政府的财政应该尽可能由经常的捐税征收中来取得的，临时捐款或派款只有在十分必要与人民不反对时，才可实行”。
1940年12月，中共中央中原局就指出，“财经工作在现在，即已成为我们最重要的工作之一；在今后，我们愈发展就愈要增加其重要性。”“各地党与军队及政府负责同志必须亲自切实地解决财政经济问题，检查财政经济工作。”
有关文件中写道：“各根据地内须建立强有力的财政机关，要派最有工作能力及政治上最可靠的同志去负责，要抽调大批好的党员及热情的男女青年去学习与从事财政经济工作。”
随着各级税务机关的建立，各个根据地颁布的一系列税收法规、条例得到有力执行。在充分实践的磨砺中，中国共产党人的税收思想日渐成熟、制度建设趋于完善、机构人员不断充实、管理方式逐步改进、税收收入与日俱增。实事求是、制度创新、寓禁于征、尊重民意、关注民生、注重宣传的实例举不胜举。
这些“对削弱封建势力，鼓励农民生产，调动农民参战积极性，团结各阶层抗战，以保障抗战的供给，起了很大作用，同时使根据地的财政得到充裕”，“得到边区各阶层人民的热烈拥护”。其结果就是：各根据地的税收，“保障了革命战争经费的供给，促进了根据地和解放区经济的发展，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，创造了物质条件”。
1945年8月15日，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投降。《中国革命根据地工商税收史长编》中写到：抗日战争时期，各根据地税收工作受到各级党政领导部门的重视，逐步走向正轨。税制建设比土地革命时期前进了一步，税种、税率的设计也趋于合理，注意了农工商之间的负担平衡，税务机构逐步健全，吸收了一批知识分子到税务部门工作，干部素质普遍提高，税收收入增加，成为各根据地主要财政来源之一，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。
可以说，抗日战争期间的积累和实践，为后来解放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设，奠定了坚实基础，是我党、我国税收事业的宝贵财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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