透过这些银饼,可以看到税收历史的更迭变化。税制健全、税负合理,直接关系到国家强盛、社会稳定、百姓安居乐业。
千年繁华一日阅尽,历史长河触手可及,什么地方可以给人以如此享受呢?那就是我特别喜欢到访的陕西历史博物馆。从小到大,已经记不清来过这里多少次,但伴随着年龄的增长,每次触动心底的感觉都不一样,甚至愈发强烈。最近在家中浏览网页的我,无意中发现了陕博的数字展厅,3D浏览技术让观感逼近真实体验。于是,我赶紧把6岁半的女儿叫到身旁一起欣赏。
“这些文物好漂亮!”女儿不时发出赞叹,但在浏览到几块没有光泽的银饼时,女儿着急道:“爸爸,这些不好看,咱们看下一个吧。”但这几块其貌不扬的银饼,却在很早之前就引起了我的兴趣。通过查阅资料,我了解到,这是最早发现的刻字庸调银饼实物,它见证了唐代从租庸调制到两税法的税制变迁和“从忆昔开元全盛日”到“洛阳宫殿烧焚尽”的王朝兴衰。
很多文博爱好者们都羡慕西安人,可以随时到陕西历史博物馆大饱眼福。作为博物馆中的“明星”,陕博馆藏文物多达171万余件,上起远古人类使用的简单石器,下至1840年前社会生活中的各类器物,时间跨度长达一百多万年。在众多精美文物中,被安放在一个角落展柜里的银饼,最开始并没有吸引我的目光,直到我成为一名税务人,才对它们产生浓厚的兴趣。
这些银饼的出土地何家村,距离陕西省税务局现址不过数百米远,给人以机缘巧合之感。银饼呈圆形扁平状,直径10厘米左右,面上有錾刻文字,标明该银饼的来源、属性、重量、年代、地方官吏及工匠姓名等。其中两块银饼刻文:“洊安县开元十九年庸调银拾两专知官令彭崇嗣典梁诲匠王定”,一块银饼表面刻文同上,仅“匠王定”改为“匠陈宾”。还有一块银饼表面刻文:“怀集县开十(开元十年)庸调银拾两专当官令王文乐典陈友匠高童”。这些首次发现的刻字庸调银饼真实反映了唐代前期的赋税制度——租庸调制,同时反映唐代税收中的“变造”制度,即把庸调所收的绢或布,折变成价值高、体积小、易运输的物品,运送到京师国库的制度。
租庸调制是以人丁为本的赋税制度,但唐中期后,由于战乱和土地兼并的加剧造成了均田制的消亡,加之户籍登记的疏漏,作为租庸调制基础的均田制和准确户籍登记不复存在,该税制逐步退出历史舞台。公元780年,租庸调制被唐德宗实行的两税法所取代。而这些银饼铸造于开元盛世,经历了安史之乱,最终在泾原兵变时被埋藏于何家村地下,用一个甲子时间见证了唐朝的税制变迁和由盛转衰。
美国税收学者查尔斯·亚当斯在其著作《善与恶——税收在文明进程中的影响》中写道:“税收是推动文明进步的燃料,我们如何征税用税,很大程度上决定我们是繁荣还是贫穷。”就好比透过这些银饼背后的历史,我们可以看到,只有税制健全、税负合理,国家才会强盛,社会才会稳定,百姓才能安居乐业。反之,则会民变迭起,国家衰败。追求合理的税负,就是在培育美好的未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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